紫禁城内的“藏传佛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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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内有一个鲜为人知“藏传佛教世界”，遍布其中的珍贵文物，见证着藏传佛教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方面留下的那些历史印记。

一

踏入春华门，进入紫禁城西北部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活动的中心区域中正殿的庭院，站在三重檐、四面出厦的雨花阁前，映入眼帘的是雨花阁前庭院东西各一幢面阔三间的二层配殿。两边供奉的是乾隆皇帝极尊重的两位人物，东边是三世章嘉的影堂，西边是六世班禅的影堂。影堂是专门供奉逝者画像的地方。

乾隆时期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政策的成熟期。1793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其中明确规定：达赖等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政府批准。从此，这项规矩成为定制。

与此同时，紫禁城内藏传佛教佛堂的规模已经蔚为壮观。故宫现存的65处清宫藏传佛教殿堂，几乎全部是乾隆时期新建或在旧建筑基础上改建的。它们组成了紫禁城内一个神秘的藏传佛教世界，中正殿是这个“神秘世界”的中枢，遍布其中的珍贵文物见证着藏传佛教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方面留下的那些历史印记。

中正殿旧影

中正殿位于建福宫花园南面，紧临乾隆皇帝在宫内的居所养心殿。以它为中心，自南向北分布着雨花阁、梵宗楼、宝华殿等十座藏传佛教殿堂，构成了紫禁城内唯一的全部由佛堂组成的建筑区，在清宫档案中总称为“中正殿”。

乾隆皇帝对雨花阁前两座影堂的安排是很有一番深意的。在清代，左为贵，右次之。三世章嘉在宗教上的地位不及六世班禅，为什么乾隆皇帝偏偏把他的影堂建在雨花阁的左侧呢？因为三世章嘉代表着中央政府。

文献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世达赖圆寂，三世章嘉曾奉旨进藏主持寻认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他是乾隆时期一位著名的藏传佛教领袖，也是一位精通汉满蒙藏梵诸种文字、造诣高深的佛学大师，多次以朝廷特使身份办理蒙藏事务。

二

大约13世纪，藏传佛教进入中原，在民间虽不普及，但得到了宫廷的接纳与信任。元朝皇帝尊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帝师，专奉萨迦一派。中央政府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宗教事务，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颁行西藏。

到了明代，朝廷对佛教各派一视同仁，其中藏传佛教在宫廷宗教活动中相当活跃，明宫英华殿就是藏传佛教佛堂。中央政府则在西藏多封众建，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同时，西藏地方领主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只有皇帝遣使册封，新领主的身份才算名正言顺。

清朝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政治、宗教地位。此后，历世达赖、班禅均由中央政府册封。从1727年开始，清朝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管理西藏地方行政，先后派遣驻藏大臣百余人。清朝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政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紫禁城内藏传佛教殿堂开始日渐增多。

故宫内现存的佛堂，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其中有九座保持着原来的内部陈列，被称为“原状佛堂”，雨花阁是其中的一座，也是宫中最大的密宗神殿，其高耸的身躯颇显突兀，几乎封住了春华门向北的视线。这种情形在紫禁城建筑群是非常罕见的。

雨花阁

这座佛堂是乾隆皇帝根据西藏托林寺内金殿的型制仿建的，虽然从外观看与宫廷建筑并无二致，但是仔细观察建筑内外大量采用了藏传佛教的装饰元素。托林寺是阿里国王支持佛教复兴的象征，其中金殿据说是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与藏族大翻译家仁钦桑波的住所，阿里地区佛教的兴起正是仰赖王室的支持和二人的努力。雨花阁的建立正是乾隆皇帝决心复兴藏传佛教的标志。

走入雨花阁，就感受到藏传佛教的气息。阁内陈设有密教三大本尊珐琅坛城，还有大量藏传佛教艺术珍品唐卡、金铜佛像、法器等，其中有清宫造办处工匠与中正殿造佛喇嘛的杰作，也有来自于西藏地区和印度、尼泊尔不同时期的珍贵作品，是藏蒙等地向皇帝敬献的贡品。

按照年班制度，达赖、班禅两年一次轮流入贡。王公贵族与各大呼图克图（清朝授予蒙藏地区喇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按地区分若干班次进京入贡。日积月累，大量的佛教艺术珍品荟萃于宫廷，使清宫佛堂成为世所罕见的藏传佛教艺术珍品库。

从元代藏传佛教引入汉地以来，雨花阁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以立体建筑与造像的形式，表现了密宗四部及其神系的思想，这在西藏是绝对见不到的。雨花阁与其它烧香念佛的佛堂不同，它具有浓重的宣示教理成分。由此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接受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在探索如何将庞杂的藏密神系系统化、规范化。

三

从雨花阁往北，迈入昭福门，便是宝华殿前小广场。这里是清宫举办大型佛事活动的场地，其中最主要的活动是一年一度的“送岁”、“跳布扎”。

在这个宫廷最高规格佛事活动中，清帝与漠北蒙古的大喇嘛哲布尊丹巴、漠南蒙古的章嘉国师、西藏达赖或班禅的使者并坐。在这里，皇权明显凌驾于神权之上。同时，皇帝又把自己扮成一位佛教信徒，而这些喇嘛则把皇帝的亲自出席作为最大的恩宠，莫不以有幸参加为荣。政治的利用与宗教情感的交织，是乾隆皇帝真实的状态。

1791年，乾隆皇帝于击败廓尔喀（尼泊尔）对西藏的侵扰势力后，写了一篇《喇嘛说》，阐述了藏传佛教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清廷对其予以保护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对活佛转世制度提出了十分明确的整改之策——“金瓶掣签”：“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喇嘛说》

他还总结了元朝统治者佞佛的教训，告诫子孙决不可重蹈覆辙，讲述对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他说道：“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从信仰的角度说，乾隆皇帝是真的信佛。可是，作为一国之君，他这样警示子孙后代，实际上是为大清此后诸帝定下民族宗教政策的纲领。

四

故宫博物院是我国收藏藏传佛教文物最多的机构。博物院共藏有宗教文物4.2万件，其中80%是藏传佛教的文物，包括2.3万尊佛造像和1970幅唐卡。这些都为故宫成为一个藏学研究威机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宝华殿以北，是2012年修复的中正殿大殿与香云亭一组建筑。中正殿是清廷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所在地，负责办造皇宫的佛像、供器、法器，而实际承担主要制作工作的是养心殿造办处。“中正殿念经处”有画佛喇嘛负责画佛像、塑铜佛蜡样，与造办处工匠及如意馆画师们共同协作完成，而较为重要的佛像制造是要由皇帝钦定、验收的。

这处紫禁城内重要的藏传佛教建筑1923年遭遇大劫，中正殿北侧的建福宫花园被焚，火势向南，中正殿大殿、香云亭等被毁，宝华殿部分被焚。一些珍贵的文物被毁掉了，其中包括西藏地图、乾隆皇帝为了仿造西藏寺庙绘制的建筑图，以及藏于此处的达赖和班禅等给皇帝上的奏书等。

建福宫大火

中正殿复建竣工，是故宫博物院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如今的中正殿，场光地净，文物得到严格且专业的保护。同时，故宫博物院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日益精进，国际学术交流不断，收获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五

西方对西藏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尤其是在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方面。但是国际上早期研究西藏的学者都是印度学和中亚学的学者，藏学被他们一会儿归入南亚研究，一会儿归入中亚研究。然而在15世纪以后，西藏的文明就进入了汉文化的发展轨道。今天我们看到的藏传佛教的面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15世纪后受汉文化强烈影响出现的新面貌。

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间，清宫先后修建和装修的六品佛楼有八座之多，它们均是由乾隆皇帝在三世章嘉的指导下，依照藏传佛教的修行次第和神系供奉仪轨造办，内部陈设是对密教四部神系完整化和系统化的建构，是最为丰富、最为庞大的藏传佛教图像学和神系研究的宝库。

六品佛楼

这八座佛楼，一座在北京圆明园的长春园，叫梵香楼，被英法联军烧毁；三座在承德避暑山庄，其中的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西群楼、须弥福寿之庙妙高庄严西群楼还在，但里面陈设的东西全没了，还有一座叫众香楼，已经被毁，只剩下遗址。紫禁城内有四座，其中的慧曜楼、淡远楼，毁于1923年的那场大火，现在留下的宝相楼、梵华楼两座中，宝相楼内的部分陈设在抗日战争时期随故宫文物南迁，目前分散在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有梵华楼完整地保持了内部陈列。

故宫博物院的藏传佛教研究确实具有十分独特的优势。印度的佛教衰落是从其西北部开始，一直蔓延到孟加拉，这个过程超过三百年。在这三百年中间，印度佛教的经书、佛像、优秀僧人，一部分到了其他国家，而相当一部分是到了我国的西藏。现在故宫保存的铜佛像从7-20世纪初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产地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和蒙古高原等广阔地区；唐卡和法器具有宫廷和西藏特色，系统完整，特色明显；满、蒙、汉、藏等藏文大藏经的编纂、部分佛经的翻译和整理等，都是国内外独特而重要的研究资料。

转载来源：喜雅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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